艺术和哲学的对话

1990年代我对这个被称为“画家中的画家”的具象表现绘画流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和司徒立一起探索。我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在当代艺术日益丧失公共性时，以艺术为志业如何成为可能？特别是图像泛滥的今天，一个专业画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司徒立生活在巴黎，我和他进行长期哲学和艺术的通信。1992年我和青峰到斯德哥尔摩去开会，先到法国找司徒立，跟他看博物馆进行对谈，还拜访了一些重要的具象表现画家。森·山方使我们一生难忘， 他是当代粉笔画大师。到他家里去发现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画家，简直就是工人，穿着工作服，屋子里面种了很多植物。他除了画植物外，就画楼梯。他的桌子上面放了一张贾科梅蒂的像，说这就是他的神。这深深地触动了我，贾科梅蒂之所以代表了具象表现绘画的精神，这是因为他是西方艺术求真大传统的新体现。我和司徒立的对话编成一本文集，取名为《当代艺术危机和具象表现绘画》，虽然“具象表现”这一名称为克莱尔所创，但却是司徒立和我为这一新探讨所取的名字。该书于1999年出版。我们之所以用了当代艺术“危机”这样的说法，除了当时法国艺术评论界开始讨论这一话题外，关键是认为当代艺术必须正视公共性正在丧失，具象表现绘画或许已找到了新方向。求真的绘画今后和科学研究类似，目的是去发现那些被“社会真实”掩盖可普遍化的“个人真实”，并将其表达出来。

使我和司徒立意外的是，《当代艺术危机和具象表现绘画》并未引起广泛讨论。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二十世纪是艺术大解放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危机。

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承认当代绘画在表达“个人真实”及其评价时会导致公共性丧失有一个前提，即拒绝用符号即或约定来实现表达的“公共性”。然而这一前提仅仅对把绘画看作不同于创造符号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才成立。贾科梅蒂对绘画只能用符号来达到公共性表示恐惧，从而走上排除支配视觉观念寻找“绝对真实”之路。实际上，画家在表达自己的看到的“个人真实”时，完全可以不同意贾科梅蒂，直接借助符号来达到某种“公共性”。

在大多数艺术家看来，只要接受“公共性”来自于符号，符号和表达对象的对应只是人为约定，当代艺术完全可以接受已有物件来表达“个人真实”！ 请注意，我在用符号达成的“公共性”上用了引号，是想指出这种“公共性” 和受控过程可重复性的公共性有所不同。每个人通过该符号约定感受到的真实其实是不同的，符号的约定性质只是使他们的感受可沟通而已。但这对很多艺术家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本来追求的只是“个人真实”评价的互相理解，而不是让别人百分之百地重复自己真正看到的东西。

艺术家可以选择已存在的东西作为表达“个人真实”评价的符号，当找不到现成物品时，可以做某种装置用来表达，这难道不正是二十世纪艺术的新方向吗？只要该符号能被众人接受，即使每个人的“个人真实”及其评价不同， 只有部分人采用该约定，“个人真实”及其评价当然仍可以互相沟通，取得某种层面的普遍性。况且传统社会艺术是表达“社会真实”及其评价的，它们只能来自于已有的公有现实；当“个人真实”及其评价的表达通过符号和社会行动进行沟通时，意味着现代艺术创造某种新的“社会真实”及其评价，这是了不起的飞跃。也是人类社会行动的某种革命性变化，现代社会的公有事实中，除了政治和经济事件外，难道不应把艺术算进去吗？这一切带来了艺术的大解放。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现代艺术走向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二战以后现代艺术发展的大趋势由两部分构成。除了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外，相当一些专业艺术家主张把“个人真实”及其评价的表达和创造符号相联系，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符号和作为观念约定的艺术被艺术家发明。追求个人解放、批判现实的社会行动第一次成为艺术家特别是画家的使命。虽然相当多的行为艺术怪异甚至令人反感，但再一次反映出个人对解放的渴望。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行为艺术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象征。艺术创作和被社会接受的过程破天荒地表现为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 艺术加入到社会批判甚至哲学的思考中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摘自《元浦说文》